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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亢害承制理论对新冠肺炎防治探讨

发布人:蔡敏珊 更新时间:2019-02-24

【关键词】亢害承制 新冠肺炎 防治
【内容摘要】本文从中医“亢害承制”理论出发,探讨中医对新冠肺炎的防治策略,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。

亢害承制语出《素问.六微旨大论》:“亢则害,承乃制,制则生化,外列盛衰;亢则为害,生化大病”。原意是说明自然界环境气候中六气与五行生克制化规律。“亢”为亢盛或过度,自然界六气的偏盛会产生严重的自然灾害;对人体来说,脏腑气血机能的亢盛,也会导致自身的损害。“制”是制约或抑制,通过人体的自身调节或采取医疗措施对过度亢盛的机能进行平抑,使之恢复正常运转。清代王履著《医经溯洄集》中有“亢则害承乃制论”一文,指出;“夫人之气也,故亦有亢而能自制者,苟亢而不能自制,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”。这是指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,对由于生克制化失常所致的病症进行干预,使之恢复正常。
所谓“亢则为害,生化大病”,从现代病理生理学去认识,是指人体受到外来致病因素,例如病原性微生物侵入产生过强烈的反应,造成自身器官组织的损害。资料显示,人体受到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会产生应激反应,释放出如五羟色胺、几茶酚胺等一类具有很强生物活性的物质,使毛细血管收缩,引起局部或全身微循环障碍,造成脏腑器官组织的缺血、坏死,甚至出现感染性休克。
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、乙型脑炎以及本世纪初出现的SARS病毒流行的情况来看,受感染病例中,病情的轻重有着显著的差异。当前正在广泛流行的新冠肺炎,亦有相似的特点,大致可分为无症状型(病毒检测阳性但不发病)、轻型(表现为不发热或低热,轻度乏力,有较轻微的鼻塞、流涕、干咳或较轻微的胃肠道症状)、重型(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或低氧血症,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、脓毒血症、休克、酸中毒和凝血机能障碍)。同样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,在同一地域,相同人群,甚至同一家庭成员中,为何有如此显著的差异?正好用得上中医“亢害承制”的理论去解释。
新冠肺炎在短时间内迅速广泛流行,当属中医疫证的范畴,《素问.遗篇.刺法论》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”,根据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,当属风温肺热证。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在其所著《外感温热论》中指出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”。所谓“上受”,指温邪从口鼻而入,故首先犯肺,若失治则导致邪陷“心包”,心包既指心脏与血液循环系统,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。对于风温初起,病在卫分阶段,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前驱期或早期菌毒血证期。叶天士的治疗原则是:“在表初用辛凉轻剂,挟风则加薄荷牛蒡之属,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”。有学者观察到,此次流行的新冠肺炎,初起时有不发热,身体困倦,有胃肠道呕吐或腹泻,舌苔白腻等,认为证属湿热,甚至有认为属寒湿者。叶天士在《外感温热论》中指出:“在阳旺之躯,胃湿恒多;在阴盛之体,脾湿亦不少,然其化热则一”。从新冠肺炎的病理生理进程来看,最终表现仍为肺经的温热证候,符合中医“六淫皆从火化”的机理。新冠肺炎在病变的不同阶段可有不同的临床表现,但病变的核心或称之为靶器官始终是肺,即叶天士所说的“温热虽久,在一经不移”,这为我们在制定新冠肺炎的防治方案提供理论依据。
这里有必要对中医理论中的六气致病学说作一简单的说明。所谓六气致病,也称为外感六淫。前人认为,自然界“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”六种气候的反常,无论太过或不及都会造成人体的损害而发病。毫无疑问,疾病的发生与外界自然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,但我们认为,所谓外感六淫致病的特点,实际上是指外来致病因素侵犯人体后,机体产生的反应性症状,与自然界六气的特征进行类比而已。
对于当前流行的新冠肺炎,由于缺乏确切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的药物,现代医学主要采取对症处理和支持疗法。由于有大量的早期确诊病例(轻型)、疑似病例(待确诊)以及密切接触者(高危人群),最适宜开展中医循证医学大样本的研究,进行干预性预防和治疗。由于我国地域广阔,中医内部学派众多,很难取得一致意见。因此,我们主张由国家防治新冠肺炎的专家,在众多的方药中进行优选,进行对比性研究。
笔者推荐以“三拗汤”为主方的预防及早期病例的防治方案:
三拗汤由麻黄、杏仁、甘草三味药组成,方中麻黄性味辛温入肺经,有发汗解表,镇咳平喘的功效。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表明,麻黄中含有1%—2%的麻黄碱素,具有松弛气管平滑肌,起到平喘镇咳的作用。新近研究表明,麻黄碱对大脑、延脑的呼吸与循环中枢有兴奋作用。此外,麻黄尚有抗过敏作用,能抑制在感染状态下致敏物质包括组胺的释放。甘草是中医常用药物,前人将其功能概括为能补,能和,能缓。现代药理研究认为,甘草含有甘草酸、甘草苷、黄酮类等多种药效成分,具有类固醇作用,被称为植物激素。杏仁的主要药效成分为苦杏仁苷,其作用主要是镇咳、祛痰。新近研究表明,杏仁中的蛋白质成分有明显的抗炎作用。以上三药配伍,对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来说,能缓和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过度反应,减轻毒性物质对机体的损害。符合“亢害承制”的原则。
在使用剂量上,对于无症状带毒者,轻型患者以及高危人群(密切接触者),建议成人剂量麻黄每天5—8克,杏仁10—15克,甘草8—10克。对已经出现典型症状者可适当增加剂量,首剂或短期使用者,麻黄增至10—15克,甘草增至10—15克,也是安全的。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症状增添相应的药物,如发热持续或高热者,加黄芩、知母、石膏;咳嗽剧烈者加紫苑、款冬花;有呕吐、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者,加藿香、苍术;火热炽盛者加金银花、黄连以辩证施治。
对于出现重症呼吸综合征者,我们推荐使用湖北中医药大学原温病教研室主任李霈霖教授制定的“清营定喘汤”,该方基本组成如下:
羚羊角   犀角     金银花  连翘    黄连    黄芩  
紫苑     款冬花   天竺黄  石菖蒲  旋复花(包煎)
芦根     甘草
(注:现代多用山羊角代羚羊角,水牛角代犀角。)
由于以往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诊断技术,不敢妄言该方对新冠肺炎一定有效,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笔者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湖北医院传染病房,师从李霈霖老师,适逢当时麻疹大流行,病房收治众多麻疹并发肺炎的重症患儿,中医称之为“麻后喘”。临床表现为持续发热或超高热,喘促,呼吸困难,唇口发绀,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,甚至惊厥抽搐。李老师认为证属疹毒内陷,热灼心营,以清营定喘汤加减,绝大部分危重病例得到救治而康复。由于当年尚未有麻疹疫苗接种,往往出现广泛流行,这当中不乏麻疹并发肺炎的危重患者,以清营定喘汤治疗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考虑到麻疹并发肺炎也是由病毒引起,且从该方药物组成来看,也适合新冠肺炎的病机及证候,笔者多年来运用本方治疗原因未确定的肺部感染、呼吸窘迫综合征常取得满意的效果,兹举例如下:
例一: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笔者在湖北省黄石市卫校(今并入黄石市理工学院)任教,中医班学员张某之侄子患麻疹并发肺炎在医院抢救治疗,病情危笃,院方通知家属准备后事,张某之兄是位西医,在基础医院任院长,两人商量后邀笔者会诊。患儿为一岁多男性小儿,西医诊断为麻疹并发肺炎,中毒性脑炎。患儿持续发热,体温在39.5℃—40.5℃已超过一周,间歇出现惊厥抽搐三天,喘促,呼吸极度困难,中医辨证属疹毒内陷,热灼心营,热盛动风。病情凶险,按李老师清营定喘汤一剂,嘱家属频频喂服,服药后体温逐渐下降,抽搐停止,经调理后痊愈出院。
例二: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香港富商,著名侨领,中山市荣誉市民,时年九十七岁的郑老先生因发热咳嗽下午入住医院,入夜时病情突然加重,体温升至40.2℃,心率120次/分,呼吸急促,血压40mmHg,意识模糊,西医诊断为肺部感染,感染性休克,呼吸循环衰竭。上级领导指定有笔者负责主持抢救,面对如此危重病情,采取急则治标之法,用强心药物西地兰静脉推注以减慢心率和抗心衰,用地塞米松20mg静脉推注以减轻肺部的炎症反应和全身应激反应,在静脉滴注的同时,使用小剂量利尿剂做到边补边脱,常规使用抗生素、吸氧。经上述处理后,病人心跳、呼吸、血压明显改善,体温开始下降,意识转清。中医检查:舌色紫暗,舌苔黄厚而干,脉细微数,证属风温肺热,热毒内陷心营,拟清营定喘汤,羚羊角与犀角磨汁,煎药兑服,病情继续改善。入院第三天,患者突然排出大量柏油样便,考虑为应激性溃疡,上消化道出血,给予三黄泻心汤加白芨水煎服,输血,静滴西米替丁,排黑便停止,但体温再次回升至40℃以上,呼吸急促,双肺满布干湿性啰音,胸片提示双肺满布斑片状阴影,与入院时胸片比较肺炎症状明显加重。仍以清营定喘汤为主方,根据痰培养与药敏试验选择抗生素,静滴注血清丙种球蛋白与白蛋白。抢救治疗期间,先后邀请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院长、黄耀燊院长,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钟南山教授、肖正 所长会诊指导。病情逐渐得到稳定和改善,进入恢复期后以中医药竹叶石膏汤调理,最终痊愈出院,返回香港,终年一百岁。
本病例为九十七岁高龄患者,以肺部感染继发呼衰、心衰、消化道大出血、休克,证属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,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,通过中西医结合抢救成功,在国内外实属罕见。健康报、南方日报、羊城晚报及港澳报纸纷纷采访报道,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既无全自动呼吸机,又无床边监护设备的情况下,依靠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,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,是抢救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对于当前流行的新冠肺炎的防治,尚有以下几点进行讨论:
一、现代医学正努力寻求和研制有效的抗病毒药物,中医药也应当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。事实上,早在上世纪,国内外医学工作者就发现多种中药有抗病毒作用,例如板蓝根、大青叶、紫草、贯众、虎杖、蚤休等,许多的清热解毒药再具有抗菌作用的同时,亦有抗病毒作用,例如金银花、连翘、黄连、黄芩、秦皮等,需要进一步深入筛选,研究、提纯、合成。众多研究表明,中药中的许多清热解毒药不单有抗微生物的作用,还普遍有抗炎和调节免疫机能的作用,例如:蒲公英是中医常用的清热解毒药,不单有对多种细菌及病毒的抑制作用,尚有激发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,兼有明显的抗应激作用。以往有人反对用中药的现代药理学研究去解释中药的疗效,认为有可能走向中药西化,其实是过虑,妨碍了中药的现代化发展。
二、针对新冠肺炎的防治,探讨对该病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治疗方法,我们从众多的新冠肺炎患者报道中总结出该病共同的临床表现,从中医理论的角度去分析其病因、病机,这是“辨病”的过程;辨证是针对具体病例的临床表现,按照中医的辨证法则进行临床分型,“病”是同一疾病的共性,“证”是在同一种疾病中不同病例或者同一病例的不同阶段的个性,这是“辨证”的过程。以往有认为,“西医治病不识证,中医识证不识病”,若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,希望有可能提高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肺炎的水平。
三、上次流行“非典”时曾使用激素,近期在防治新冠肺炎中,有报导使用磷酸氯喹取得较好效果。上述两种药物均抑制机体过度反应,调节免疫功能,保护器官组织由于过度强烈的反应导致自身的损害,其原理与“亢害承制”观点相似。
四、对新冠肺炎流行的预测:作为一种传染病的流行需要三个基本条件:传染源、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。从首例新冠肺炎到现在,已有四万多个确诊病例还有为数众多的疑似病例,从全国每天有上千例的新增病例来看,尽管已采取多种隔离措施,尚未能完全阻断新病例的发生,说明我们对该病的传播途径还没有完全掌握,除武汉地区外周边的多个市县也出现高发流行的趋势。有可能形成新的重疫区。武汉地区由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、物力,对疫情的管控较完善,估计发病的峰值即将过去,但就全国范围来说,形式仍不到乐观的时候,估计整个疫情的控制尚需数月的时间。

中山市中医院 李旭 2020年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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